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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哲学基石及其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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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喻发胜;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唐彪;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鲁文禅

  内容提要 “普遍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原理,其科学性在互联网时代从技术层面得以进一步验证。“普遍联系”在“人化世界”的表征在历经“语言联系”“器物联系”与“能量联系”之后,在当今时代凸显为“信息互联”。以“普遍联系”为哲学基石重新考察“新闻起源”“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新闻学核心命题,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哲学基石 实践价值  ‍

  从学科发展历史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步履蹒跚”,[1]且当今时代由于“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2]新闻学和新闻业均遭遇严峻挑战,因此有学者提出“重造新闻学”这样一个对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命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为了更好地引领整个新闻学科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科学性、先进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整个新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应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汲取营养,以壮根基。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深刻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4]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当今时代,网络社会崛起,“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5]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现实回应,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新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应以这一重要哲学原理为基石进行“重造”。“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原理即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且“重造新闻学”之“根本”。

  一、“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凸显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7],“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8]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普遍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奠基石作用。‍

  (一)“普遍联系”思想的演进路径:“联系的一般观念”-“特殊联系思想”-“普遍联系学说”

  “普遍联系”思想的澄明经历了“浑沌直观的联系一般观念”“个别分析的特殊联系思想”“整体把握的普遍联系学说”三个历史阶段。[9]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联系”思想处于“浑沌直观”的“一般观念”状态。中外先哲大多以其“天才式的直觉”看待“联系”,如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10];赫拉克利特“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11]等等‍。当时的“天生的辩证论者”大多将自然界看作“包括一切的整体”[12],万事万物的种种联系与互相作用皆属“不言而喻”。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古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各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观的结果。”[13]“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14]

  文艺复兴前后至18世纪下半叶,以“个别分析”为特征的“特殊联系思想”渐成。笛卡尔、斯宾诺莎、卢梭、狄德罗等人运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将统一的自然界分解为不同领域,分门别类进行探究,“并不笼统地否定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是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进行考察,以自己的‘特殊’联系见识否定古代的联系一般观念”。[15]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联系观虽然是对古代“浑沌直观的联系一般观念”的否定,却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人类“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16],当其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必然会出现对这种否定的再否定。

  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肇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以“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普遍联系学说”最终产生。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率先从总体上考察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尤其是黑格尔,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7]但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黑格尔却将“普遍联系”视为“绝对理念”,从而将世界的“现实联系”颠倒为“幻想”“虚构”“造作”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革命性成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整体联系观”批判地继承,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联系观”,亦即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学说。

  (二)“普遍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原理”

  19世纪中后期“现代自然科学”脱离“自然哲学”,“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18]‍特别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三大标志性科学的发现直接为“普遍联系”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9]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形而上学哲学的片面化、绝对化,使“普遍联系”升华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原理”——“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20]

  由此可知,普遍联系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和本质属性,“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 [21]具体来说,“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不仅具有客观性、多样性和条件性,还具有普遍性。“联系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内容的不同部分和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的结构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交互作用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作为人类生命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联系形式,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社会中人与人的一切现实联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同时事物的普遍联系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是通过中间性的联系和过渡性环节而实现的。[22]

  (三)“普遍联系”的科学性在信息时代从技术层面进一步得以验证

  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这一范畴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诞生以来不仅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其自身的科学性也不断得到检验。当今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的技术原理、新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大数据技术等从多个维度进一步验证了“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科学性。

  1、互联网的技术原理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一脉相通

  互联网中数以亿计的计算机、电脑、智能手机等能得以准确、高效地“互联”,其底层逻辑源于“分布式通信”(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包切换”(Packet‍ Swiching)与“TCP/IP协议”这三大技术原理。

  在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APPA‍ Net)诞生前,世界上的计算机网络以“中央控制式”原理组建为主。1969年美国采用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分布式通讯”理论,使联网的每一台计算机都在去中心化的状态下能与网络中的其他任意一台计算机互联,即使网络中的某条甚至某部分线路遭到破坏也不影响其他计算机之间的相互联系。[23]同时,保罗·巴兰还提出看似违反常理的“包切换”‍原理[24],即将所传输的数据分拆成一个个标准的“数据包”并标上来源地与目的地,被分拆的“数据包”可沿任意路径在网络中高效传送,接收端将收到的所有“数据包”在目的地按顺序重新“联”在一起。“阿帕网”即依据“分布式通讯”理论和“包切换”原理组建而成。1974年文顿·瑟夫(Vinton‍ G‍. Cerf)和鲍伯·卡恩(Bob‍ Kahn)提出“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和“网际协议”(Internet Protocol,IP)——前者解决网络传输中数据完整性问题,后者解决网络传输目的地精准性问题——二者合称“TCP/IP”协议。[25]在“分布式通信”理论、“包切换”原理与“TCP/IP”协议共同支撑下,网络中不同计算机等各类终端不仅能“互连”“互认”,还能“互懂”,从而使海量数据在“相互连接的网络”中得以高效、准确地传输。1983年1月1日,美国将“TCP/IP协议”作为“阿帕网”的标准协议,并将遵循这一协议的计算机网络命名为“因特网”(Internet),即现在所称的“互联网”。显而易见,支撑互联网的三大技术原理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一脉相通。

  2、以“互联”为特征的新媒介技术的运用成为“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鲜活注释

  依托互联网这一基础设施,以“互联”为特征的各类新媒介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且持续、快速迭代。其一表现为以门户网站、社区论坛、博客、播客、视频流媒体、短视频等为代表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型新媒介日益推进海量信息的“广泛互联”;其二表现为以电子邮箱、即时通讯、在线聊天室、各类社交应用等为代表的人际交往型新媒介日益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联”;其三表现为以Yahoo、Google、Bing、百度、搜狗等为代表的信息搜索型新媒介日益推动人与信息的“精准互联”。同时,在互联网强大的“联接力”影响下,各种行业、各类组织机构都被“互联网+”(或称“+互联网”)。经济领域如“互联网+零售”“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旅游”等;民生领域如“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社会管理领域如“互联网+政务”等。此外,物联网的发展已呈方兴未艾之势,物与物之间借助互联网、云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推动“泛在互联”的实现。总之,以“互联”为特征的各类新媒介的广泛运用,使人类社会中各要素、物质世界中各要素以及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更广泛、更便捷、更精准、更紧密,这成为“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鲜活注释和生动写照。

  3、大数据技术的“关联关系”使“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在数理层面得以验证

  “大数据”(Big ‍Data)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26]‍“大数据之父”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认为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让数据“发声”,以“发现和理解信息内容及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27],‍亦即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28]]。“数”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标尺、分析世界的逻辑工具,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万物皆数”[29]‍,罗素说“数学即逻辑”[30]]。数学凭借其严密、抽象的公理系统,描述、验证事物的结构(存在数量)和关系(存在变化),结构与关系存在关联,数据也便存在关联。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描述、数学建模、数理推断等方式,人们可以揭示传统技术在微观、具体、局部层面难以展现的抽象特征,从而发现事物与事物之间隐而未现的“关联关系”。大数据作为当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使“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在数理层面进一步得以验证。

  二、互联网时代“普遍联系”在人化世界的突出表征为“信息互联”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31]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联系除了物质、能量的转换,还得益于作为“非物质存在”的“信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32],信息是“人化世界”中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哲学范畴。“信息互联”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造就的、迄今为止“人化世界”中最为高效的联系方式。此前整个自然界“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33];现在“信息互联”则使人化世界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以“网络社会”这样的体系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人化世界的“普遍联系”以非物质存在的“信息”为中介

  人类诞生前世界是纯粹的“自在世界”,物质和能量是构成“自在世界”的基本元素。人类诞生后客观世界由“自在”状态开始被“人化”从而形成“人化世界”,又称“人在世界”或“属人世界”[34]。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35]];只有被“人化”了的客观世界才有意义——“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6]‍“人化世界”包括已被人类实践活动改造的世界,还包括已成为人类认识对象、但尚未被人类实践活动所改造的世界。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必然导致信息产生,“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37]“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38]“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物质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39]有学者在本体论范畴将信息、物质、能量一起作为客观世界的基本构成,认为“信息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属性”[40];“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它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任何其他物质系统全面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41]也有学者认为信息只属于人的认识论范畴,不是客观世界的本体构成,“哲学含义上的信息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是主体对对象的感知、辨识和建构,也是生命控制系统尤其是神经系统的一种机能……不存在所谓的‘本体论信息’,而只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42]笔者认同后者观点,认为以目前的自然科学水平尚不足以证明信息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构成客观世界的基本实在本体之一,而只能视‍信息为“人化世界”的产物并作为哲学范畴与物质、能量并列。

  马克思指出:“实践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43]“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指人“复写、摄影、反映”世界的能力[44],而人类“复写、摄影、反映”客观世界需要借助符号,因此人又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依靠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我们也就到达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45]人类正是通过符号对“自在世界”进行编码,亦即“信息化”。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成为“自在世界”向“人化世界”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普遍联系”在人化世界的四次革命

  回顾人类“人化”自在世界的历史,普遍联系迄今大体经历了四次革命:“语言联系”革命、“器物联系”革命、“能量联系”革命与“信息互联”革命。四种联系并非后者取代而是不断与前者叠加、融合,且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突出的表征。

  “语言联系”是指以口语为主要媒介实现的联系,开启“人化世界”相互联系的“传说时代”。“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6]人类如何进化出复杂而成熟的口语系统至今仍是谜,但考古学已证明“语言联系”是联系历程中一次极为了不起的革命——距今大约7至3万年前智人之所以能够取代梭罗人、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等“原生人类族群”,很大程度在于其拥有更为发达的语言能力:“不论智人是否是罪魁祸首,但每当他们抵达一个新地点,当地的原生人类族群很快就会灭绝……而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让人得以辩论的原因: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47]‍但语言作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48],较多受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对于远距离、跨时间、多人数的联系无能为力,因而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断言“一个城市的大小应以站在市中心广场高喊一声可以达到的范围为宜”。而在声音达到的范围以外,要依靠口语传播的方式来达到信息的交流是无法实现的。[49]

  “器物联系”是指承载文字等符号的器物(中介物)通过传递方式实现的联系,开启“人化世界”相互联系的“传递时代”。“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50]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亦即口语的符号,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呈现与传递。古埃及的莎草纸、两河流域的泥板、古印度的贝叶棕、古希腊的羊皮纸等;古代中国的龟甲兽骨、岩石、青铜器、简牍、绢帛与植物纤维纸等都曾是文字符号的物质载体。这些“器物媒介”力求突破时空束缚、补偿“口语联系”之不足。同时,人类通过驯化马匹、建造车辆、修筑道路、修建驿站等方式组成以“器物”为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以传递“承载文字符号的器物”来实现信息联系。在“器物联系”的革命中,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保持相对稳定,不断“被革命”的是各类器物本身。

  “能量联系”是指人类的交通与通讯系统以蒸汽热能、电能等能量为驱动而实现的更为广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到“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51]]火车、轮船等属交通系统;电报及后来的广播、电视等属通讯系统,两者的大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人化世界”的普遍联系,而背后的核心力量来自于十八末和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对新能量的发现与广泛运用。近代科学的“能量”概念由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于1807年首先提出,19世纪上半叶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能转化为功的定量测度的方式,标志着人类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方式从原始猜测性的思辨水平上升到了一般科学认识的境界。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提出“力线”和“场”的概念,认为空间不是空虚的而是布满磁力线的“场”[52]。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拍发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电报,宣告“闪电式”传播模式诞生。电报的出现使“话语被转化为电子脉冲,即摩尔斯码的点和横杠,然后穿过网络最终发往各地。”[53]信息流动从此不以“器物媒介”在物理空间的位移为前提,从而开启“人化世界”相互联系的“传播时代”。

  “信息互联”是迄今为止最具颠覆性的联系革命,一方面表现为高度“信息化”,一方面表现为高度“互联化”,且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自人类发明言语之时就开始了对“自在世界”编码(也可称为初级阶段的“信息化”),从口语到文字、从图像到影像、从VR到AR,符号作为信息的编码工具沿着“抽象-形象-仿真”的路径演化,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储存空间越来越小、检索越来越便捷、传输速率越来越快、保真程度越来越高。其间,现代数字化技术使传输信号由模拟状态转变为数字状态是一次颠覆性变革,促成人类的“数字化生存”[54]。数字化技术更利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从而使“人化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使“人化世界”进入互联时代。互联网的诞生与迅猛发展不仅源于“分布式通信”理论、“包切换”原理与“TCP/IP”协议,还得益于由“终端设备、结点设备、通信链路”等组成的硬件系统以及由“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管理软件”等组成的软件系统的不断更新、迭代。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化世界”进入到随时、随地、随人互联的状态;方兴未艾的物联网正使“人化世界”的范围不断拓展,并进入“泛在互联”的时代。

  以“高度信息化”与“高度互联化”为特征的“信息互联”是目前为止“人化世界”最为深刻、最为彻底、最具颠覆性的“联系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55]

  三、‍“普遍联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范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有学者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构分为三个阶段:延安整风时期“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党报范式”阶段、改革开放后“新闻规律”旗帜下的“新闻事业范式”阶段、当前“交往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生产范式”阶段。[56]上述划分是基于政治、经济演进的特征而非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演化的逻辑。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演化是影响新闻学范式革新的重要力量,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构始于印刷媒介(报纸、期刊等)为基础的“报学范式”、继以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等)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学范式”,目前正向以互联网媒介为基础的“互联网范式”转型。“普遍联系”哲学原理可为这种转型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使新闻起源、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核心命题更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一)“普遍联系”的哲学观指导人们科学认识“新闻起源”这一元命题

  “新闻起源”是理解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事业、新闻与人的关系等重要命题的前提。西方新闻学关于“新闻起源”主要有“好奇说”“群居说”两论‍。约斯特认为新闻起源于人类“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所催生的“新闻欲”(passion ‍for‍ news)[57]‍,杉村广太郎认为新闻起源于人们“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的心理,[58]]此为“好奇说”之代表;格劳德认为人类的“知道欲”是“形成并维持社会的最坚强的力量”,小野秀雄认为新闻起源于“人类群居所需的交流欲望”[59],此为“群居说”之代表。我国学者关于“新闻起源”大体沿“社会活动”“生产活动”“生活活动”一脉论述,张宗厚、陈祖声认为“新闻的起源在于人类社会活动”‍[60];吴高福认为“新闻起源于劳动”[61]‍;甘惜分认为新闻的起源“在于劳动和生产的需要”‍[62];程曼丽认为新闻的起源“在于劳动和交流的需要”[63]‍;童兵认为“新闻传播行为起源于人类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的需要”[64]等等‍。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也有学者将“新闻起源”归因于“人类的信息需求”:“新闻是一种信息传播,是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实践中,为适应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产生的。”[65]‍“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与信息为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将“新闻起源”归因为“人类的信息需求”未免有“循环论”之嫌。

  将人及其实践活动置于“关系”之中进行考察是“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和典型体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67]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才能生存;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必须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才能摆脱动物的生存状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正是由于人必须与自然、与他人建立广泛的联系,方才催生了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信息的需求。“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68]所以,新闻真正起源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共同活动和社会联系”[69]。

  (二)“普遍联系”的哲学观促使人们重勘“新闻”的定义

  “新闻”定义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元命题之一,一向为中西方学界、业界关注且众说纷纭,仅我国学界就有“报道说”“传播说”“事实说”“信息说”等多种表述。“报道说”以陆定一为代表:“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70]“传播说”以王中为代表:“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播)。”[71]“信息说”以宁树藩、李良荣为代表:宁树藩称“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信息”[72],李良荣称“新闻是一种信息,是传达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73]。“事实说”以徐宝璜和范长江为代表:徐宝璜称“新闻者乃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74],范长江称“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75]。

  ‍上述观点各有所长,以陆定一“报道说”最具影响力。“报道说”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肯定了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和唯心主义新闻本源观的界限”;指出事实只有经过“公开报道”这个“中间环节”才能成为新闻,同时强调新闻所报道的事实必须是“新近发生的”[76]。该定义“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影响了当时和以后我国好几代新闻工作者”“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沿用”。[77]但“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新闻定义的认识必将与时俱进”[78]。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79]陆氏“报道说”也是大众传播时代亦即“点对面的撒播式”媒介时代的“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其落脚点在于“报道”和传者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历史性”地忽略或忽视了受众对于何为“新闻”的定义权。没有受众参与的“新闻”本质上只是“文本”而非真正意义的“新闻”,正如马克思在区分“产品”与“商品”的本质差异时所强调:“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80]只有经过“交换”,亦即受众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闻”(接受与解码),“文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

  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特别是媒介技术引发“传-受”关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引发社会关系)变革——亦即传播范式变革,既有“新闻”定义作为“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实有重勘之必要。当今时代,以“分布式通信结构”为典型技术形态、以“互联”为突出联系特征的各种网络新媒介,颠覆了既往广播、电视时代“点对面、单向度、撒播式”的大众传播范式,传者单一主导、受者被动接受的旧的“传-受”关系被彻底改变,“新闻”事实上已由“传者主导”转向为“传-受者共导”。因此,学界对于“新闻”的定义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的同时,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普遍联系”观,正视受众对“新闻”的定义权,充分认识到“新闻”不仅是传者与(新闻)事实“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传者与(新闻)文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且最终是传者与受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思想为指导,科学认识网络社会传者与受者的关系、重新定义作为“历史概念”的“新闻”,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

  (三)“普遍联系”的哲学观促使人们重思“新闻价值”的内涵

  新闻价值是“关联”新闻实践活动的两个主体(传者和受者)及新闻实践活动的两个客体(新闻事实和新闻文本)的重要范畴,无新闻价值之“新闻”即非“新闻”。新闻价值还深刻反映并影响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形式”——“如果从观念上考察,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1]因此,人们无论在实践维度还是理论维度都不得不高度重视“新闻价值”这一范畴,其在新闻学科体系内的重要性不逊于“新闻”本身。

  1690年,托比亚斯·朴瑟将“新奇的征兆、怪异的事物、政府的更替、战争的发生与和平的实现等”视为“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并要求将此类事件“单独挑选出来公开报道”[82]。1830年,普利策强调记者应采集“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动人心魄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适于成为谈资而又不致破坏高雅的审美观或降低格调的,尤其不能损害人们对报纸的信任”的事实作为新闻。[83]此皆实践层面判断新闻价值之代表。我国学界关于新闻价值有“素质说”(指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各种素质)、“标准说”(指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媒体用来衡量新闻的标准)、“功能说”(指新闻传播后所取得的社会效果)、“源流说”(既包括事实足以成为新闻的各种要素,也包括新闻传者参照什么标准选择新闻事实、新闻受众根据什么判断接受新闻信息、新闻信息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等多种定义[84]。现行主流教科书大多将新闻价值定义为“事实所具有的、满足社会与公众对新闻需要的要素的总和”,并强调“这些要素通常指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85]。

  “新闻”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与他人及自然界建立广泛“联系”的产物,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原理来考察新闻价值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发生“整体的生态变革”[86]的网络社会,立足“新闻价值属于关系范畴”[87]这一基本判断,可以旗帜鲜明地得出如下结论:(1)新闻价值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事实所具有的“要素”或“要素的总和”。虽然新闻价值不能脱离事实而独立存在,但它也不能独立存在于事实之中,而必须存在于“关系”之中,且首先存在于“事实与人(传者)的关系”之中。人与事实在新闻实践中构成主-客体关系,新闻价值首先产生于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事实的“建构”中。传者与受者虽然同为新闻实践的主体,但首先是传者与“事实”建立关系,所以这里“事实与人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事实”与“作为传者的人”的关系。没有传者的发现与呈现,即使有“事实”也无“新闻”,更遑论“新闻价值”。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88]‍因此,新闻价值首先满足的绝非社会与公众“对新闻的需求”,而是传者的“传播需求”——“为何传播”“传播什么”及“怎么传播”。所谓“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更多地是传者基于其“传播的需要”对事实做出的判断(或预判),而非新闻价值本身。(2)新闻价值不仅存在于“事实与人(传者)的关系”之中,还存在于“新闻文本与人(受者)的关系”之中。“依赖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传散技术,新闻业不仅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流,而且将这种亲身在场的互动有效地驱赶出去。”[89]因此,“作为受者的人”不是直接与事实发生关系而是与“新闻文本”发生关系,通过传者生产、呈现的新闻文本间接了解关于事实的信息。基于“为我关系”的定律,“受众之我”天然地倾向选择与自身利益关联度高的新闻。但在“大众传播范式”下,新闻文本“在一个中心聚集点上汇集信息资源,并向无数分散的受众传递确定的内容”[90],受者对信息的选择权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基本不存在,只能选择“接受”经由传者制作、加工的“确定的”新闻文本,甚至在经年累月的“接受”中潜移默化地将传者建构的“价值”认同为自己的“价值”。(3)新闻价值最终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价值问题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91]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人化世界”的行为主体,新闻这种“特殊的信息”正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客观对象(或为事实,或为文本)进行“建构”并对社会关系进行“再建构”的产物。就“传者之我”而言,依据一定的标准与事实建构关系,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新闻文本的发现与呈现使受者和自己建立联系;就“受者之我”而言,依据一定的标准与(新闻)文本建构关系,根本目的是为了与自己所处的“人化世界”建立联系。在大众传播范式下,少数传者掌控大众媒介,传者通过大众媒介使受众“接受他们在现存秩序中的角色与位置这样一种方式塑造他们的感知、认识与偏好”[92],“新闻价值”总体上呈现“事实-传者-新闻文本-受者”这样线性的、单向度的联系。在此联系中,虽然事实是新闻的源头毋庸置疑,但因传者居于垄断地位,从而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事实向新闻转化的命运”——“报道或不报道”“快报或缓报”以及“报道此面或彼面”等;而受者基本上置于“被作用、被制约、被影响”的位置。在互联网传播(或称“传联”)范式下,传者与受者的话语权力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你说我听”转变为“人人都有麦克风”,事实、传者、新闻文本、受者之间呈现非线性的、交互式的联系。尤其是曾经数量众多的“受者”同时亦为数量众多的“传者”,传者与受者之间呈现出真正的且现实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在此意义上,新闻即媒介——无论其呈现的是“线性的、单向度的联系”还是“非线性的、交互式的联系”——本质上皆属“人与人建立联系”的媒介。因此“新闻价值”作为“关系范畴”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不能独立“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目前我国流行的不少教材或相关论文时而称新闻价值“属于关系范畴”,时而称新闻价值“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盖因未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哲学内涵;未一以贯之地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科学地理解新闻价值的本质。

  在既往新闻学研究中,我国亦有学者指出应重视“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如王中提出“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93];童兵提出应“从事物联系的普遍性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的必要性”[94]。但总体而言“普遍联系”哲学原理在新闻学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都未获应有重视,甚至“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仅作为政治原则或特殊形态予以‘安置’的心态”和“‘离开马克思’的趋向”[95]‍。面对当今网络社会“万物互联”的客观现实与发展趋势,重归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基于“普遍联系”哲学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范式转型实属必然之需。

  四、“普遍联系”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6]以“普遍联系”哲学原理为基石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不仅具有“解释世界”之价值,亦具有“改变世界”之价值,具体而言:有利于更科学地诠释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变革;有利于更透彻地理解媒介技术进化所引发的传媒变局;有利于更科学地指导当代新闻实践的“范式”转型。

  (一)有利于更科学地诠释“联系革命”导致的社会变革

  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意到“交往革命”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巨大推动——“近五十年来,交往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而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97]“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98]梁启超也敏锐地觉察到报纸、报馆致使整个世界宛如“万国比邻”——“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99]麦克卢汉则发现广播、电视的高度发达导致寰球恰似“小村庄”——“这种新兴的模式消除了地域的界限和文化的差异,将人类带入了非常融洽的环境之中,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由此而产生。”[100]上述观点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不同范式的“联系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有着深刻阐述。

  当今时代,以“互联”为特征的信息技术与媒介形态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崭新阶段,罗伯特·洛根称“互联网和万维网使民族疆界进一步冰消雪融,因为知识和信息跨越国界和学科边界畅通无阻,在全球层次上产生了兴趣和实践的社会共同体”[101]‍。曼纽尔·卡斯特称“ 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102]。在这一崭新的“社会共同体”或“新社会形态”里,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迅速发生着深刻且深远的变革:(1)经济领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促使信息、资本、技术、人才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推动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供求关系层面,不同主体之间基于信息的“互联”将过去供求双方之间的中间环节降至最少;交易决策层面,信息“互联”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层面,“人-物”互联开创“分享经济”新模式。(2)文化领域,互联网成为生产文化产品的重要工具、传播文化产品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人类思想交流、交锋的新场域——价值观层面,不同网络社群的形成致使大众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话语权层面,互联网的分权效应明显,“众声喧哗”成为常态,舆论引导则成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3)政治领域,互联网的“传联”功能将原子式的个体通过基于社会化网络的信息传输联结了起来,进而导致公民、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发生深刻变化——公民个体层面,互联网赋予不同个体之间进行信息交互和关系建构的能力,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技术支持;社会组织结构层面,人人“互联”导致社会结构向“社群化”发展;国家治理层面,“互联”促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103]。“整个网络社会因此成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互联网“使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理想以网络社会的方式得以实现”[104]‍‍。可见,基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有助于辨清当今社会日益深化的、以“互联”为特征的结构性变革,并坚定人们对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愿景的信念。

  (二)有利于更透彻地理解媒介进化引发的传媒变局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其“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中将媒介进化的深层动因归于“人性化”选择——“我们就是媒介种类的环境。可以说,媒介的进化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我们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105]国内有学者据此将媒介进化的动因归为“生物动因”:“媒介技术的发展是人类作为生物不断进化的一个方面,同人类及其他生物一样,媒介技术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106]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亦是“自然存在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107]作为“社会性存在”和“自然性存在”的“联合体”,人无论与自然建立联系还是与社会建立联系都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从而实现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人的延伸”——“我认为技术是我们身体和官能的延伸……无论工具或家具,都是这样的延伸。”[108]“由于电话问世,出现了耳朵和嗓音的延伸……与电视同时来临的是触觉的延伸,或者说感官相互作用的延伸。”[109]在中国古代,自西晋《春秋左传集解》中“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110],至清代《中外农学合编》中“蜜蜂为昆虫一种……又运花粉以媒介”[111],“媒介”一词无论外延如何拓展、内涵如何丰富,其词义都未脱离“建构关系”这一根本。

  ‍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也是“关系的建构者”,由于在技术层面上不具备“互联”功能,只能充当不同主体关系的“间接建构者”;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各种“互联”媒体凭借超强的“联接力”,“传”“联”兼备而成为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直接建构者”[112]。‍在技术层面上“互联”功能的有无是当今时代区分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的根本标志——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既往的“中央控制式”通讯结构转型为“分布式”通讯结构,此种转型是新闻与传播“范式转型”的技术根源。在媒介进化的“上半场”主要是信息的自由度、保真度得以全面提升,“自由度”指人类信息联系“跨越时空的能力”,“保真度”指人类信息联系能够“达成的效果”,二者构成一种类似DNA分子“双螺旋”结构在媒介进化的“上半场”起着“支配性作用”[113]。在媒介进化的“下半场”得以全面提升的是信息的便捷度与关联度。‍“便捷度”指人类通过信息建构人与人、人与物的联系时的方便、快捷程度;“关联度”是指人类在通过信息建构人与人、人与物的联系时信息与人的利益相关度。人作为“经济人”(Economic‍ Man)[114]受“经济理性”驱使‍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属必然选择。“便捷度”越高越能节省联系成本,“关联度”越高越能增加联系价值。二者以“成本”与“利益”的勾连关系在媒介进化的“下半场”起着支配性作用。正是基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普遍的相互联系、直接联系、便捷联系,整个传媒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在信息生产与传播主体上,发生了从专业机构主导到全民上阵的历史性变化;在媒介管理上,传统的把关人(gate-keeper)信息管控模式遭遇挑战;在媒介经营上,传统媒体的商业逻辑与盈利模式均被颠覆等[115]。一言蔽之,技术赋能使传者与受者的话语权力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导致传媒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可见,基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能极大地帮助我们厘清媒介技术不断进化的真正动因以及媒介形态何以演化的“人性”逻辑,从而深刻理解当今时代的传媒变局。

  (三)有利于更科学地指导新闻实践的“范式”转型

  互联网诞生前,人类的新闻实践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范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新闻实践”与“作为职业活动的新闻实践”,前者通常被称为“前新闻业或非新闻业”,后者被称为“新闻业”。作为“前新闻业或非新闻业”的“新闻”是“黩所先习,欣所新闻”[116],是“新闻妙无多,旧学闲可束”[117];是“尔来有何新闻,皆望密报”[118];是“敢问街市上有甚新闻么?”[119]等等。“新闻业”得以架构、成形与19世纪以来诞生的现代印刷、交通和电报等“传散技术”密切关联,正如尼克拉斯·鲁曼所说,就是因了这样一些“传散技术”,才建立起大众媒体运作的结构性形式框架,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分门自立[120]。从此,新闻业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流,而是形成一种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封闭性运作。这种运作体系的特征是以预先设置的框架,构筑成自己独有的新闻编制流程和传递范式;以特定的筛选标准、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还有特定的展示方式和样貌,[121]让拟想中的新闻和言论,成为媒介呈现的产品。

  由于决定“新闻业”的“传散技术”被传者垄断,报刊杂志作为“新闻业”的代表,不仅其威力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并因之确立自己独尊的地位,而且还确立了数百年难以撼动的新闻实践范式——“报学范式”。虽然切特罗姆称“电报标志着传播第一次从传递中分离出来,并开创了电子媒介的时代”[122],但“报学范式”与后来依赖广播电视特别是广播所建立的“大众传播范式”在通讯结构上是“同构”的——“‘大众传播’这个新术语,就有了一个最初的和范式意义上的具体参照,并生成其基本含义:大众传播不是指传播来自于大众、在大众之中或者与大众一起,它表示传播向外散发,从一个中心信源射向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大众或者受众。”[123]“报学范式”与“大众传播范式”在通讯结构上的“同构性”是报纸与广播、电视虽相互竞争又共荣共生的根本原因。

  互联网的“分布式通讯”结构对传统媒介的技术 “构-设”是一种革命和颠覆,它意味着一个“根茎状全球结构模型”的形成;“它还以横向的,以及纵向的‘超文本’链接为基础,从而使得文本文档中的物体之间的边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流动态势”[124]。本来似乎秩序井然中心边缘分明以线性因果逻辑运转的社会,突然间就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波浪式的涌动:没有中心,或者是互为中心,此起彼伏,前呼后拥,同声共享。从此“线性的隐喻”被“联系的隐喻所代替” [125],曾经处于“独尊”地位的“报学范式”和“大众传播范式”被新的范式所代替,笔者称之为“传联范式”——“‘传联’即‘传递/传播+联接/联系’——通过信息的传递与传播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联系;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联接与联系使信息得以更好地传递与传播。”[126]“传联范式”在器物层面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在哲学层面则以“普遍联系”为旨归。社会理论这些假定存在相互分离的实体和相互分开要素的概念已经失效,诸多网络所造成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127]因此,“作为一种职业实践的新闻传播仍然有位置,作为一个组织信息和知识机构的大众媒介也不会消亡,但都只能化为‘关系之网’中的一个互联部分。即便它自身也是一个网络,也必定被嵌入到更大的网络,与其他网络共存并发生相互作用。”[128]同时,作为“生活方式的新闻实践”在网络社会又以新的方式被“激活”:曾经的新闻事件的“受众”虽“身体不在场”但“符号在场”;虽不能“面对面”但能“互动交流”,且随时随地随人进行交流;他们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也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传播者”“评论者”“参与者”,还是“新闻的定义者”与“新闻价值的评判者”。旧的范式正在或已经被颠覆,新的范式正以强大的“联系的力量”融合所有媒介,甚至整个社会。可见,基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能准确厘清职业新闻活动在网络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并科学指导当今新闻实践的范式转型。

  “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129]‍“普遍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逻辑起点和奠基石,至今依旧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面对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颠覆性信息技术革命,“紧紧扣住媒介技术、传播形态和学科的关系,以新的基点、新的思路来筹划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已属当务之急。”[130]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普遍联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既是一种传统回归,也是一种理论创新;既能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又能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1]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不尽的哲学滋养与理论源泉;同时期待我国学界、业界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回归马克思主义,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实践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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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第1期。

[2] 〔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5] 〔美〕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5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2页。

[9] 徐必珍、李怀君:《普遍联系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10] 老子:《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0页。

[12] 徐必珍、李怀君:《普遍联系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页。

[15] 徐必珍、李怀君:《普遍联系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7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09页。

[22] 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31页。

[23] ‍RAND‍ corporation.‍ Paul‍ Bar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EB/OL].‍ https://www.rand.org/about/history/baran.list.html‍,2011.

[24] ‍“包切换”被保罗·巴兰最初命名为“分布式可适应信件块切换”(distributed‍ adaptive‍ message ‍block‍s witching),几乎同时提出这一理论的英国物理学家D·W·戴维斯(Donald‍ Davies)在咨询了专业语言学家,并详细对比了“块”(block)、“单元”(unit)、“部分”(section)、“节”(segment)等单词的区别之后,最终选择了“包”(packet),所以“包切换”实际上是沿用戴维斯的命名。参见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44页。

[25] 文顿·瑟夫与鲍伯·卡恩1974年合作发表的论文《分组网络互通协议》(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标志TCP/IP协议正式诞生。TCP负责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一旦传输发生问题,就会要求重传相关数据包,直到全部数据安全无误地传输完毕;IP负责为每台入网计算机都分配一个单独的网络地址,以便在数据传输中准确地找寻到目标计算机。原文摘要为:The protocol provides for variation in individual network packet sizes, transmission failures, sequencing, flow control, end-to-end error checking,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logical process-to-process connections. From Cerf V, &Kahn R. 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Vol.22, no.5, 1974.

[26]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http://www.zyczs.gov.cn/html/xzfg/2018/9/1536891571437.html

[27] 〔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28]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http://www.zyczs.gov.cn/html/xzfg/2018/9/1536891571437.html.

[29]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皆数”观点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的本源,世上一切事物都表现为数,承认并强调数学的对象是抽象的思维对象,与实际事物有区别。但同时该学派认为数仅指整数。参见武锡环、郭宗明编著:《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30] 罗素有“逻辑即数学的青年时代,数学即逻辑的壮年时代,青年与壮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故数学与逻辑亦然”的名言。参见莫绍揆:《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31]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32] 〔美〕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第11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38-539页。

[34] 刘进田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38] 《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

[39] 《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

[40] 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4页。

[41] 黎鸣:《恢复哲学的尊严:信息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42] 肖峰:《重勘信息的哲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44] 《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45]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47]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2009年,第533页。

[49] 参见崔林:《媒介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50]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7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4页。

[52] 参见邬焜:《物质思维·能量思维·信息思维--人类科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大飞跃》,《学术界》2002年第2期。

[53] 〔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54] 参见〔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55]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9页。

[56] 齐爱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7期。

[57] 〔美〕卡斯珀·约斯特:《新闻学原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58] 〔日〕杉村广太郎:《新闻概论》,王文萱译述,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1页。

[59] 郝雨、杜友君:《新闻学概论当代教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60] 张宗厚、陈祖声:《简明新闻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61] 吴高福:《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62]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63] 程曼丽、乔云霞主编:《新闻传播学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64] 童兵:《理论新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4-15页。

[[65]] 朱占春:《人大制度新闻概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69]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70]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载陈建云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71] 王中:《论新闻》,《新闻大学》1981年第1期。

[72] 宁树藩:《新闻定义初探》,《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

[73]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页。

[74] 徐宝璜:《新闻学》,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75] 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76]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77]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78]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44页.

[80]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页.

[81] 喻发胜:《文化安全: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82] 参见《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83] 〔美〕斯旺伯格:《普利策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转引自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84] 参见《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85]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86] 〔美〕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页。

[87] 《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89]] 参见〔德〕尼古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48-49页。转引自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90] 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91] 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92] 〔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导论第13页。

[93] 王中:《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94] 童兵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95] 齐爱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7期。

[9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9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100页。

[100] 刘荣、廖思湄主编:《跨文化交际》,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101] 〔加拿大〕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102]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69页。

[103] 参见喻发胜、张振宇、黄海燕:《从传播到“传联”: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104] 喻发胜:《网络时代舆论功能的回归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网络实现》,《华中人文论丛》2011年第2期。

[105] 〔美〕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06] 赵雪波、张璐:《媒介进化的生物动因、技术本质及规律》,《现代传播》2018年第11期。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108]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109]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年,第301 页。

[110]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79页。

[111] 杨巩:《中外农学合编》(卷12),清光緖三十四年刻本,第362页。检索自爱如生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

[112] 喻发胜、黄海燕:《“联接力”:新旧媒体盛衰转变的关键——兼论传统媒体转型的根本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11期。

[113] 崔林:《媒介进化:沉默的双螺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12期。

[114] “经济人”概念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又称“理性-经济人”“实利人”“唯利人”,指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参见李永彬:《从“经济人”到“道德人”——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6期。

[115] 喻发胜、张振宇、黄海燕:《从传播到“传联”: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116] 根据笔者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查询,最早用“新闻”来指代名词见于《弘明集》中的“玄化东流以慈系世众生,黩所先习,欣所新闻。”

[117] 苏轼:《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29页。

[118] 陈著:《本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6页。

[119] 赵升:《朝野类要》(卷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120] 参见〔德〕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25-26页。转引自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1] 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2]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左宇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2页。

[123] 参见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4] 〔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125]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126] 喻发胜、张振宇、黄海燕:《从传播到“传联”: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127] 参见〔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28] 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129]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130] 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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