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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的历史剪影

来源:解放日报2019-11-07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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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读史老张

  今年11月2日,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华诞。在复旦新闻学院办公楼二楼墙上,悬挂着历届新闻系主任(院长)的照片,排在头一位的是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先生。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和新闻编辑家。1926年2月,他到复旦中国文学科任教,同时建议刘大白主任设立新闻系。9月,中国文学科内设新闻组,聘他为主任。1929年,新闻系正式创办,他任首届系主任。复旦新闻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新闻教育机构之一,迄今已整整90周年。

  一个让人猜不出年龄的人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谢六逸的名字已经陌生,形象有点模糊。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照片也不多。墙上悬挂的这一张,谢六逸穿浅色西装、系斜纹领带,是他难得的肖像照。这张肖像照究竟摄于何时,不得而知。看上去,肖像照上的谢六逸三四十岁的样子,但用茅盾先生的话来说,你很难用年龄去判断他,“三十以前的我,不知高低,喜欢发议论,喜欢和人争辩,六逸却是沉默寡言,被询问时亦不肯多说话,我们都说他‘有涵养’,猜想他岁数比我们都大些——后来才知道他比我小”。

  谢六逸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文学权威,曾写过三部日本文学史论著。赵景深先生记得,有一次去谢六逸家,“他正埋头写作《日本文学史》,案头堆着很高的一堆日文版日本古代文学作品,花花绿绿的书脊,约莫有四五十种,大都是硬面的”。(赵景深《文人剪影·谢六逸》)郑振铎先生所著的四大卷《文学大纲》,其中日本文学部分就是谢六逸写的。郑振铎说,谢六逸自己“从来不曾向人提起过”。

  谢六逸在文学上的造诣,早已蜚声海外。1926年1月,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谢六逸是他最想见的三位中国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另两位是田汉和郭沫若)。谷崎这样描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薄薄的、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这是一位脸颊丰满、大方稳重、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这个描述,与肖像照上的谢六逸形象非常接近。有趣的是,与茅盾一样,面对眼前这位中国作家,谷崎也猜不出他的年龄,“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使人感到已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曾是精二(谢六逸的日本老师——引者注)的学生,一定还很年轻吧”。(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温和慈祥的“胖子”

  谢六逸的个人肖像照很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照片,很大部分是他与别人的合影——即便是合影,面世的也不多。1935年,谢六逸曾与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等人合过影,赵景深记得照片中的谢六逸,“他那胖胖的脸,嘴似乎要笑而忍住了的并成一线,幽默的瞪着眼睛,真像是和蔼的弥勒”。这张合影,不知今在何方?

  前些日子,我去复旦档案馆和校史馆,在几张复旦师生的合影中找到了谢六逸。因年代久远,这些合影并不清晰,但我却能一眼认出他来——因为,谢六逸是个“胖子”。当年,“胖子”并不是贬称。曹聚仁先生曾以《三个胖子的剪影》为题,写过赵景深、李青崖和谢六逸三位复旦同事的“老友记”。赵景深本人也说过,“从前《文学周报》的八位编辑,四瘦四胖;四瘦之中郑振铎和徐调孚都在内,四胖之中有耿济之和李青崖,还有两位就是谢六逸和我。”徐调孚先生则记得,对于谢六逸,“朋友们有直呼他‘胖子’的,他总是承应”。

  在朋友们眼中,谢六逸脾气好、谦逊、低调,“胖子的性格,以有耐性、富涵养者为多……谢先生正是一个胖子的典型人物,有谁见过他‘怒发冲冠’或‘剑拔弩张’的状态吗?他平日常是静默寡言,开起口来,又老是温和慈祥,他从不曾有过疾言厉色”。(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郑振铎《忆六逸先生》)谢六逸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时,茅盾、郑振铎和徐调孚等都喜欢跟他开玩笑,“我们见面的机会多,我们给他上了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的,总该可以索解;至于‘督军’而必曰‘贵州’,一则因为他是贵州人,二则我们认为六逸倘回家乡去,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至少该当个把督军”。(茅盾《忆六逸兄》)对于这些玩笑,谢六逸大多“随了大众而欢笑,绝不提出否认”。(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

  “和颜悦色”的另一面

  谢六逸到复旦任教后,深受学生爱戴。舒宗侨先生回忆,1932年初,他到复旦新闻系读书,谢六逸主持入学口试,“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敦厚谦和……”学生们一致认为,谢先生“是一个标准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悔的学者,对人很和善,包括对学生在内,总是和颜悦色”。(冯志翔《新闻系的前前后后》)

  因为好脾气,也曾让谢六逸吃过亏。1922年底,商务印书馆某次裁员,谢六逸被辞退了。这次辞退,大概就与他的“与人无争”有关。据茅盾记述:“我们知道这消息时,都很惊讶不平,振铎尤为愤慨,六逸默不作声,似乎有点不能释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这还不是一个饭碗问题,而是感到被侮辱了。”还有一件事,更为离谱:谢六逸在复旦教“小说概论”一两年后,一位学生找到他家,说自己写了一部《小说概论》准备出版,请他作序,谢六逸欣然同意。后来该书出版后,谢六逸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课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对于这个学生的荒唐之举,郑振铎、徐调孚等都为谢六逸鸣不平,但谢六逸却并不在意,只是苦笑道:“他穷得很,让他出了罢。”(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此后,谢六逸就再也没有开过“小说概论”课。

  “和颜悦色”的谢六逸,有没有过发脾气的时候?从一位老校友的回忆中,我总算找到了他的另一面:有一次,新闻系一位姓潘的男生去复旦子彬院(今复旦600号)看戏,因无票而遭守门女生拒绝,心生怨气,便在学校墙报上写了一篇特写,用咸涩隐晦的文字挖苦该女生。谢六逸看了,异常愤怒。他在上“通讯练习”课时,当场请那位男生站起来念这篇特写,“等念完了,谢先生乃板着面孔,打起一口贵州腔,声色俱厉地责训道:‘像你这种写法,实在丢脸,咸色之至。复旦新闻系里不该有你这名学生。’”那位男生听罢,面红耳赤,懊悔不已……

  穿长衫的守门员

  谢六逸的《三等车——A Sketch》,是一篇揭露国民党当局腐败的著名随笔,文中的“夏布衫”(穿白夏布长衫者)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与“中山装”(穿中山装者)的对话,令我印象深刻。读完随笔,再仔细端详几张谢六逸的照片,我忽然发现一个细节:他似乎偏爱穿长衫。在与复旦师生的合影中,谢六逸几乎总是一袭长衫,风度不凡。

  对于自己的教授角色,谢六逸非常满意。他先后开设过东西方文学史、小说概论、文学纲要、日本新闻事业、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概论和通讯练习等课程,他创设的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新闻系的准绳。1935年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刊文称:“这八九年来,我的生活,就是所谓‘教授’,如果成了‘做一行厌一行’的心理,这种中国特有的大学教授生活,是颇难持续到如此长久的……如是者八九年,我还是跑我的路。我不想改行做医生或者做律师,我有一股傻劲儿,就是想多看一点书。”

  谢六逸热爱复旦,下课后总喜欢在校园内外溜达。他曾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复旦周边景色:“除了假日以外,我每天总得经过江湾路和翔殷路(今邯郸路)一带。对于这一条平坦的大路,我可以算是一个‘通’。我亲眼看见道旁的稻田里,建起一座一座的洋楼。在田里吃草的小羊,穿红绿衣裤的乡间小孩,撷棉花的村妇,一天一天的不知他们的去向。路旁的草,依然由绿变黄,由黄变枯,再由枯变成绿色。”有一次上“通讯练习”课,他叫学生们先步行到江湾镇上走一趟,回来写一篇通讯《途中所见》,以锻炼观察能力与写作技巧。谢六逸自己也多次从复旦出发,去江湾“新市区”(今江湾五角场一带)考察。有一次,他去察看虬江码头后,沿着五权路(今民星路)折返,特地走到市政府大厦(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瞻拜那一所雕阑玉砌的宫殿”。

  在复旦任教时,谢六逸还有一段插曲:他曾当过由“亚洲球王”李惠堂执教的复旦足球队守门员。他的学生们记得,有一次,复旦新闻系队与《时事新报》队比赛,“谢六逸镇定自若,处险不惊,以其准确的判断、敏捷的反应和稳健的动作,多次扑出了势在必进的险球,博得了球迷们阵阵喝彩。他那娴熟的技艺和幽默滑稽的神态,逗得观众捧腹大笑不止”。(苏锦元《足球“门神”谢六逸》)还有一次是1935年校庆30周年当天,“谢先生兴致勃勃……穿了长衫,当守门员,胖胖的个子,奔东跑西,十分积极,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章玉梅《复旦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谢六逸》)在学生们的笔下,谢六逸的“门神”形象栩栩如生——他居然“穿了长衫”还能“奔东跑西”、“处险不惊”,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守门员的所有想象!

  最后的“金刚怒目”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复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西迁。1938年春,联合大学分家,复旦抵达重庆北碚。谢六逸也辗转入川,到北碚复旦任教。8月,谢六逸因病离开重庆,返回家乡贵阳,到入驻贵阳的大夏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从此,他告别了任职长达12年之久的复旦。

  谢六逸离任前,复旦新闻系学生举行了欢送仪式。北碚夏坝江堤边,师生依依惜别,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大致可以确定拍摄时间——时值8月,重庆地区气候炎热,男女学生都穿着短袖衬衫或短袖旗袍,唯有谢六逸与众不同:他依然穿着长衫,居中站立,显得卓尔不群,气场强大。

  谢六逸到贵阳后,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1939年2月,日机轰炸贵阳,谢六逸房屋被毁,他和家人被迫避居乡间。那时贵州物价飞涨,他生活窘迫,贫病交加,全家不得不以野菜和豆腐渣充饥。那几年,凡见过他的好友都发现,“胖子”谢六逸瘦了。萨空了先生评论道:“一个大胖子居然瘦了许多,这瘦完全说明了二年来他的遭遇。”1942年5月18日,叶圣陶先生路过贵阳,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饭罢至文通书局始晤六逸,比前消瘦多矣。”1944年,蹇先艾先生到访谢家,见谢六逸“人比从前瘦了一大半,两眼深陷很没有神,说话有点微喘”。

  复旦校友们也惦念着谢六逸。1939年秋冬,中文系毕业生凤子(封季壬)路过贵阳时,特地与舒宗侨一起去看望谢六逸。凤子记得,“他留我们吃了晚饭,谈到战时生活,看来他虽在家乡,而战争前途渺茫无期,生活不宽裕,心境似不佳,未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1941年,新闻系毕业生冯志翔专程去贵阳拜谒谢六逸,“他住在贵阳乡下,送我在田间走了一大段路,谢先生显得苍老许多,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45年8月8日,谢六逸溘然长逝,年仅47岁——这一天,离抗战胜利只差一个星期。

  就在去世前几个月,谢六逸还有过一次“金刚怒目”:年初,四川军阀、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忽然心血来潮,发起“短衣运动”,反对民众穿长衫。他组织宪兵“剪衣队”,凡遇市民穿长衫者,一律剪短。这让爱穿长衫的谢六逸忍无可忍,他在报上发表《对于“剪衣队”的意见》一文,批判这种愚昧行动。文章刊出后,杨森暴跳如雷:“我要看看枪杆子与笔杆子究竟哪个硬?”后来,他因忌惮于谢六逸的声望,只好取消了“剪衣”。谢六逸这次最后的抗争,让好友章锡琛先生十分感慨:“平常只看到他态度安详,沉默寡言,但到了愤怒填膺的时候,他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

  谢六逸去世时,口鼻流血,他究竟是死于心脏病,还是其他原因,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读史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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